四川瀘縣太伏鎮中學一初二學生在宿舍樓后身亡事件，幾天來一直刷屏。
　　“孩子是自殺還是他殺”“究竟有沒有霸凌現象”“究竟當地在怕什么”？新華社記者的三問，對于每一個關注此事的公眾而言，也是縈繞在他們心頭揮之不去的疑團。但將近一個星期過去了，事件始終沒有實質進展。
　　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人能防止所有意外的發生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花季少年隕落，雖然令人扼腕嘆息，只要查明死因、做好善后，一般也就會很快平息；如果當事人家屬再有疑問，也可以進入司法程序，由司法部門依法處置。然而，瀘縣少年死亡事件，卻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：家屬不服、公眾質疑、記者受阻、公信危機……
　　無論最后事實真相如何、處理結果如何，在整個事件中，無助的是當事家屬，被動的是地方政府，激憤的是社會公眾，消蝕的是政府公信。最后，哪怕證明地方政府并無過錯，受損的政府公信也極難恢復；而如果事情反轉，則被“打臉”的不僅是相關公職人員，埋單的也不僅是地方政府或者當事責任人，而是政府形象；付出的代價也不僅僅是肇事者被處罰、涉事家庭受影響，還有整個社會公眾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。
　　這樣的結果是，造勢求助的當事家屬心神俱疲，而忙著捂和堵的地方政府也同樣壓力山大，圍觀的社會公眾也扼腕嘆息。這是一種不應該再持續下去的零和博弈。一方面，哪怕是出于最樸素的人類同情心或者人道主義，對于失去愛子的父母，當地政府都應該表現出更多的耐心和關心，這不僅僅是法定的義務，也是公職人員基本的職業倫理。另一方面，在一種法治和開放的狀態下，哪怕學生確實是意外身亡，也屬于普通的安全事件或者刑事案件，除非出于正當的偵查秘密，不僅當事者家屬有知情權，社會公眾也有知情權。那種，推諉搪塞甚至捂蓋子、防記者的做法，不僅是錯誤的，也可能是違法的。
　　尤其是在高度變革的時代，由于種種社會問題和各種工作、生活的壓力，不少社會成員本已處于高度的不安與焦慮之中，對于這類受害者明確的公共事件，許多人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移情或代入感。作為政府或公權力部門，無論是從黨和政府的大局考慮，還是從維持公眾情緒和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，都應該與民同憂、與民同情、與民同慮，并做到與民同在，這樣才能真正將事態平息下來。
　　對于中學生身亡這樣的敏感事件，傳統的應對手段已經完全跟不上時代的步伐。輿情不是敵情，而是有待重視的民情。在法治時代和信息時代，這樣的敏感事件更加考驗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責任感與應變力。一方面，必須依照當事親屬意愿，嚴格依據法律，嚴格遵守程序，嚴謹調查分析，處置方案和過程在法律上不能有瑕疵；另一方面，還必須按照新媒體時代的要求，在第一時間公開非屬于偵查秘密或當事人隱私的信息，以安人心。在信息時代，必須切實做到坦蕩公開，才能讓傳言止于“知”者。